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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患上營養不良的病童提供治療、協助孕婦分娩、疫症爆發時治療病人……這些也許是無國界醫生給你的印象。除了顯然易見的醫療需要以外，無國界醫生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隱藏的危機中提供醫療護理。雖然媒體鮮有報道這些危機，但它們帶來的影響同樣嚴峻。
在各種情況下，無國界醫生竭力確保我們的援助對象，會包括那些可能被有關當局或其他救援組織忽略的人。這些人包括性工作者、囚犯、吸毒者、街童或精神病患者。又或在某些地區，當有關當局會基於種族或政治原因，有系統地忽略照顧整個群體的需要時，無國界醫生亦會介入為人群提供醫療援助。
無國界醫生不會考慮傷病者的背景，純粹根據他們的醫療需要提供治療，不分種族、宗教、性別或政治立場。
在一些國家，身陷牢獄的人或只能獲得很少、甚至完全得不到任何醫療護理。
無國界醫生自2014年開始在馬拉維莫拉（Maula）和奇奇里（Chichiri）的中央監獄內工作。監獄過度擠迫是一個嚴峻的問題。在最擠迫的其中一個牢房裡，出現了最多宗疾病傳播（結核病、肝炎、瘧疾和愛滋病），以及其他與獄中衛生環境惡劣有關的常見疾病（疥瘡、皮膚感染、皮疹等）。
囚犯營養不足是另一個主要問題。由於馬拉維政府分配給監獄系統的財政預算很有限，大部分囚犯每天只能吃一餐。
這批絕望的人當中，最脆弱的是無證移民。他們大多是埃塞俄比亞人，試圖前往南非尋找更多謀生的機會。他們被捕後會被送到監獄囚禁三個月。由於法例要求他們承擔遣返埃塞俄比亞的費用，大多數人最終因付不起錢，而被迫滯留在監獄內。
無國界醫生為患上嚴重和中度營養不良的囚犯提供營養治療補充食品，並為囚犯和監獄職員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無國界醫生亦協助治療在獄中備受忽略、而又容易感染他人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結核病患者。
在烏克蘭，監獄的環境有時會加劇結核病傳播。結核病在該國肆虐已久，囚犯間的感染率較社會上其他人高出十倍。
針對患結核病的囚犯，無國界醫生除了支援診斷和檢測，以及提供治療以外，還提供心理支援服務，以確保他們依從及貫徹療程。一旦囚犯獲釋，無國界醫生會繼續為患者提供醫療和心理輔導支援。
性工作者感染愛滋病病毒的風險很高，但由於遭受污名化和歧視，他們獲得抗愛滋病毒治療的機會卻很少。接觸這群高危一族，向他們提供治療和保護他們免受感染的建議，這是控制疫情的關鍵之一。
貝拉（Beira）是莫桑比克一個繁忙的港口城市，是貨車送貨到整個非洲南部的起點和終點站。莫桑比克的採礦潮，亦吸引了鄰國不少移民工和性工作者前來。
許多性工作者是為了賺錢養家。不過，對於預防感染愛滋病，他們卻沒有多少保障。即使他們有安全套，有時亦難以說服客人使用。從津巴布韋來到貝拉的性工作者瑪麗*說：「如果客人堅持不用安全套，有時我也得接受，因為我需要錢。」這是病毒廣泛傳播的原因之一：無國界醫生進行的調查顯示，一年前愛滋病檢測結果呈陰性的婦女當中，30%於12個月內感染了病毒。許多來自津巴布韋的性工作者尤其不願意去醫療中心，怕因其職業而遭歧視。
為了增加高危人群獲得治療的機會，並協助他們依從療程，無國界醫生於2014年開展「走廊」項目，在貫穿莫桑比克、馬拉維和津巴布韋的貝拉走廊，為數以千計的性工作者和絕大多數是他們客人的貨車司機，提供醫療服務。曾經從事性工作的人亦被招募成為同伴教育者，有助獲得性工作者的信任，從而有助提高人們對性病和愛滋病的認識。
*為保障私隱，性工作者的姓名已被更改
吸毒者是另一個脆弱的群體，往往無法獲得醫療服務，被社會特別對待。
在伊朗德黑蘭，並不是人人都知道達爾瓦什加爾（Darvazeh Ghar），這是德黑蘭大巴扎以南最貧窮的社區之一。那裡的住房價格便宜，卻往往日久失修，通常是無錢搬到別處的人的聚居地。這區的居民包括散工、小商戶、街童、性工作者和吸毒者。他們被邊緣化、生活困頓，有些人甚至沒有身份證明文件，所獲得的基本醫療服務非常有限。
無國界醫生在達爾瓦什加爾為性工作者和吸毒者等高危人群開設診所。曾於2013年在該項目工作的無國界醫生助產士莫拉（Mora）說：「我們治療難民、『吉卜賽人』，以及懷孕的吸毒婦女。他們難以負擔醫療費用，又無法去到更遠的衛生部轄下診所。」這些人經常被邊緣化和污名化，也害怕被拘捕，因而阻礙他們獲得由政府提供的「標準醫療服務」。
這些原本難以接觸的人群，可以透過無國界醫生的診所獲得綜合醫療護理服務，包括一般醫療診症、精神健康護理、生育和性健康服務、檢測愛滋病、結核病、丙型肝炎和其他傳染病、疫苗接種，還有心理社交支援服務。無國界醫生亦以小組輔導形式為吸毒者提供健康教育，由心理學家、社工和同伴教育者組成的精神健康團隊提供支援。
移民和難民並不常受到歡迎。在一些國家，他們被視為非法入境的外地人，被關進拘留中心，不知何時能獲釋。
移民和難民相繼離開利比亞，試圖循海路前往歐洲，卻不斷被趕回來。歐洲政府資助海岸巡邏，旨在阻止船隻離開利比亞水域，將人們拒於歐洲以外。然而，這種做法令很多人在利比亞遭任意拘留。無國界醫生醫療顧問桑醫生（Dr. Sibylle Sang ）說：「被拘留人士被剝奪了作為人的尊嚴，遭受虐待，並欠缺醫療服務。」
過度擠迫是拘留中心內疾病蔓延的主因之一。無國界醫生醫療隊每月為過千名被拘留人士治療呼吸道感染、急性水樣腹瀉、疥瘡和蝨子，以及泌尿道感染。這些疾病都是由拘留環境直接引致或加劇。許多拘留中心人滿為患，每名被拘留者的空間嚴重不足，人們夜間無法躺平身體，天然光和通風不足。糧食短缺是另一個問題。有時，被拘留人士幾天裡也沒有任何食物。
被拘留人士亦需要面對酷刑。他們大多不敢談論曾經遭受毒打和虐待，但醫療隊每周都會治療到與創傷有關的傷口，亦曾醫治腿部骨折和受槍傷的被拘留人士。被拘留者不論男女同樣遭受身體虐待、強姦和敲詐勒索。
在衝突地區，無國界醫生恪守中立的原則，不會偏袒交戰的任何一方。我們純粹根據傷病者的需要提供醫療服務，竭力接觸到最需要援助的人。
任何患病或受傷的人來到無國界醫生的醫療設施，只要他們遵守我們規定把所有武器留在醫療設施外，他們便只有一種身份，就是我們的病人。不論他們是否作戰人員，或隸屬於交戰的那一方，我們只會根據他們的醫療需要，提供同等的治療。
自2015年3月起，也門爆發全面戰爭。該年4月，無國界醫生時任亞丁項目統籌皮埃爾（Valérie Pierre）記下了大批戰爭傷者被送往她工作的外科手術項目的情況。她說︰「我們不會詢問傷者怎樣受傷，無國界醫生的工作只是提供醫療援助。一些前來求醫的人毫無疑問是作戰人員，但他們尊重我們的規定，沒有將衝突帶進醫院，也知道我們會治療交戰雙方的人員。」
另一位於2015年5月至8月在亞丁擔任項目統籌的葛菲（Thierry Goffeau）憶述，沙特聯軍支持的南方反抗運動與胡塞武裝組織之間經常爆發衝突。他說︰「我們設法保持了醫療設施的中立性，曾經有胡塞武裝組織和南方反抗運動的傷員被安排在隔鄰病床留醫，我們成功確保南方反抗運動的傷員不會接觸到視為戰俘的胡塞武裝組織傷員。」
無國界醫生的不偏不倚和中立原則亦在國際人道法中體現。根據國際人道法，醫護人員有責任一視同仁地治療所有傷病者，不加歧視，不會按傷病者的種族、政治立場、宗教信仰，或以往曾參與的敵對行為，來為他們登記，並只會根據病人的醫療需要及輕重緩急來進行分流。拒絕或以歧視的方式提供醫療援助是嚴格禁止的。
雖然這些人的背景各有不同，也許他們在社會上不受歡迎，但無國界醫生並不在乎。我們在乎的只是他們的醫療需要──無國界醫生純粹根據需要提供援助，不分種族、宗教、性別或政治立場。
背後的道德原則關乎於醫生對他們的病人的責任，不論病人是誰；不論他們是好是壞；不論你是否認同他們的政治理念或他們的生活方式；不論他們是否作出過看來是不道德或反社會的選擇。
對無國界醫生而言，這些原則是關於我們共有的人性，關於我們每一位生病或受傷時同樣脆弱。當這些需要被嚴重忽略，甚至被否定時，無國界醫生均會嘗試回應，填補有關的缺口。
因此，不論是平民，就像圖中上方在衝突裡受傷的少年，或是下方受傷的戰員，他們都是我們的病人。我們「救人，不分正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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